广西贵港一商铺发生火灾致2死1伤，当地应急局：一名消防员不幸牺牲

在此制度中, 基本权利丧失主要是针对作为宪法敌人 (Verfassungsfeind) 的个人。

[17]赵炜：《公安机关体制改革论纲》， 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6期。二、历史沿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逐渐形成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公安机关管理体制， 源自战争年代， 是对根据地公安工作经验的总结， 定型于计划经济时代， 7并延续迄今。

35由于集中整治的问题不见得是地方上亟待解决的， 在资源有限、警力不足的情况下， 地方公安机关对当地急需解决的问题， 无暇顾及， 治理能力无疑就削弱了。因此， 地方公安机关需要扩容， 必须由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征求公安部意见后进行审核， 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审批。参见曹正汉、薛斌锋、周杰：《中国地方分权的政治约束--基于地铁项目审批制度的论证》， 载《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本文在勾勒公安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之后， 分别从统一领导和以块为主两个方面去观察、分析实践运行的基本方式与表现， 发现实际运转是杂乱的， 无论条块， 都并存着干预过度与能力不足。当统治风险增大 (如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地方政府行为偏离失控等情形) ， 执政者的选择倾向于集权， 即扩大、强化自上而下的正式权威， 以便压缩、限制地方政府的剩余控制权。

19《人民警察法》第6条规定的人民警察十四项职责， 由于没有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的方式， 在执法下沉的趋势下， 一般都需要地方公安机关具体执行。24从中央到地方， 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到市县， 建立了上下严格隶属领导关系的各级公安机关， 基本上职责同构。由此可见，假名与匿名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均具有防止信息主体身份泄露的作用。

若信息包括3种或以上准识别符，则披露前需独立审查相关风险{33}。为保留数据的再利用价值，对准识别符的处理应在个案中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决定{29}。控制者的成本与收益绝不等同于再识别的成本与信息本身的效用。欧洲理事会指出，当可识别程度低至需要不合理的时间和人力时，信息便被认为是不可识别的。

若数据样本中只有一名男性，则通过性别便能识别该名男性{19}11-12。其中，姓名是最为明显的直接识别符，在大多数场景中姓名均可直接识别出特定个人。

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充分衡量信息风险、判定信息的可识别程度，是反思与重构匿名的法律标准与处理方式的必由之路。【中文关键词】 匿名信息。2018年生效并替代《数据保护指令》的《统一数据保护条例》(以下简称GDPR)鉴于条款第26条进一步指出，匿名信息即与识别或可识别自然人无关的信息或以数据主体不能或不再可识别的方式匿名提供的个人信息。识别性是个人信息的首要特性，不具识别性的匿名信息不是个人信息。

(2)部分准识别符的处理 只删除或替换直接识别符往往不足以使得信息不能识别特定个人，还需对部分准识别符进行处理{13}。因此，须以技术中立的方式，根据再识别所需的成本对其实现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进行评估，并根据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动态分析相关成本{12}9。【摘要】 匿名信息即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信息。数据通过匿名化处理后已不再是个人信息，对匿名信息的利用无需信息主体知情同意，亦无需受信息收集目的所限制。

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Cookies抓取用户的网络浏览记录常常亦是为了推测用户行为或消费习惯，以作个性化定向推广。FredH.Cate直接将匿名信息与去身份信息等同{9}。

匿名(Anonymization)的概念一般为欧洲地区所采用，而去身份、去标识只是对北美地区常采用的De-identification概念的不同译称。匿名生物识别信息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然而，这一标准却因未能确保信息不被合理地再识别而广受批评。信息提供方由于未经信息主体知悉或授权披露了相关匿名信息，因此应对再识别的后果承担责任。该条同时指出，对个人信息进行匿名有助于这一原则的实现。实质上，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中的识别，按《网络安全法》76条第5款的理解即包括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如通过入学年份可推测年龄，通过住址信息可推测收入，通过网络活动信息推测消费习惯。欧盟数据保护指令鉴于条款第26条以及GDPR鉴于条款第26条均指出，数据保护原则不应适用于匿名信息。

其中，第b款第1项规定，经专家判断信息不能具识别性则不属于法案规制的可识别健康信息，被称之为专家标准。在无法评估识别可能性的时候，数据控制者可将信息转让给研究机构、高校等可信主体进行研究。

大数据时代下，匿名与否是一个可识别程度的问题，须从控制者与积极侵权人的角度，结合技术的发展在个案中动态地分析信息复原所需的成本和时间。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曾经判决， IP地址与电子邮箱均不是个人信息。

一方面，就识别符本身而言， HIPAA的列举仍未周延。虽然假名信息仍是个人信息，但其实际上起到降低风险的作用。

我国定向广告行业标准第3条明确指出，信息提供方向接收方提供匿名信息前，应要求接收方书面承诺保证不试图再识别，且按约定目的使用相关匿名信息，接收方再次转移信息时也应与其他接收方签订相关合同。在公开信息的同时遵循个人信息保护义务{22}1-2。该条指出，数据主体无法确定的匿名信息不适用数据保护原则。在某些情形中，甚至可以通过假名直接识别特定个人。

笔者认为，匿名信息应属数据财产权的客体。具体而言，识别符的处理包括通过相关技术手段删除或替换全部直接识别符(direct identifiers)与部分准识别符(quasi-identifiers)。

所谓合理关联性，实质上相当于识别的合理可能性，其指的是信息根据其自身，在上下文中，或在组合中被用以识别个体或设备，或者符合逻辑地与其他相关特定个体或设备的信息相结合。换言之，借助辅助信息，假名信息仍有可能识别特定的自然人。

Paul Ohm研究指出，现行的匿名手段所起到的作用有限，无法起到预期的个人信息保护效果，恶意的入侵者可获取相关身份信息，匿名已经成为了一个破碎的承诺{14}。然而， GDPR鉴于条款第28条对这一理论进行修正并明确指出，假名并不排除任何其他数据保护措施。

根据法律规定，尤其是数据最小化原则的要求，匿名化处理是控制者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可识别程度的层次性特征已为国外学者所注意{10}19。值得注意的是，准识别符的判断还受数据样本大小、类别与性质的影响。就IP地址而言，一般社会公众可能难以凭此识别特定用户，但对于网络服务提供商(控制者)而言识别却并不困难。

然而，案涉Cookies抓取的信息究竟为何属于匿名信息，二审法院论证不足。笔者认为，匿名化处理即数据控制者运用特有的处理方式，删除或替换可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使得个人信息达到不具识别可能性的标准。

第二，否定匿名信息，将造成意料之外的后果。匿名信息的制度设计从来就离不开个人信息的规定，尤其离不开识别性的判断。

需要考虑是否存在新技术或新的可用信息以及这些技术、信息是否可以被用于再识别个人。Paul Ohm的成本-收益评估框架是建立在匿名已死的理论之上的，其显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风险评估框架。